剛帶完三天的文藝營，實在沒有力氣寫我的音樂觀和LP收藏，暫時貼幾篇我過去發表的小文章，和音響或音樂有關的，和網友們分享。小葉和洪兄的家訪單元，我好像是受訪者中講得最少的一位，為了共襄盛舉，貼幾篇文字和大家共享，以免姑負Doggy兄、小葉和洪兄盛情雅意。第一篇登場的是：唱片與唱頭

一些知道我聽LP的朋友，始則驚訝，繼則以我為食古不化；有些朋友則說我是逆勢操作，人棄我取；其實我聽LP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覺得他們的音色比較靠近我所熟悉的樂器與人聲。
二十年來CD占有大部分的音響市場，成為一般愛樂族聽音樂的主要器材；聲美唱片所擁有的台灣最後一部刻片機亦已於數年前賣到國外，LP愛好者現在聽唱片是聽壞一張少一張，雖然有國外有一些公司出版重刻片，但在聲音的表現上仍與原刻有一段距離，一般LP愛好者是不太買重刻片的。於是有人認為LP是一種死亡的美學，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面對這種現象，LP愛好者亦只有徒呼負負。

LP的最大長處，是每個人可以依據自己的聽感調整音色；喜歡細緻輕巧者把音響系統調成細緻輕巧，喜歡厚實壯碩者將音響系統調成厚實壯碩；只要唱盤和唱頭在基本水平以上，這些動作並不困難，稍加學習即可辦到。而因為對音色的喜好不同，因此LP唱頭的調整亦是各出機杼，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並沒有什麼固定模式。不過LP的麻煩也在這裡，如果你不會調整唱頭，那麼LP發出來的聲音可能慘不忍聞，這也是CD會取代LP的重要原因。在速食文化的趨勢下，現代人什麼事都講求方便，CD只要把開關打開，放上片子就可以唱得很好，不必管調整之類的細碎瑣事，但如果聲音不愜你意，除了換機器換線，大概沒別的辦法。

聽音樂應是賞心樂事，本無須為音響大費周章；引領我進入音樂世界的張繼高先生曾經說過一句被奉為圭臬的至理名言：「音響是手段，音樂才是目的。」我在調整唱頭的時候，最常想到的就是這句話。但有時為了聽到更貼近真實樂器的聲音，花些心力亦無可厚非。我的一位好友看我有點耽溺其中而不可自拔，極是憂心，怕我玩物志、不務正業。我則常常率性而為，時為陷溺，深信「無嗜好者無深情」；如同清代詞人項鴻祚所云：「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遺有涯之生。」
讓生活中有一些音樂，有一些貼近內心的聲音，找幾張自己喜愛的唱片，將唱頭調整為自己喜歡的聲音，泡一壺好茶，讓樂音輕輕流瀉，人生之至樂，何過於此？

樂音隨風飄逝

午後陽光斜斜照在靠窗的書桌上，昨天剛買的香水百合插在透明玻璃瓶裡，徐徐吐露動人的沁香。就像一般沒課的尋常日子，我感受著小鎮的清平歲月，沒有驚蟄，只是平淡生活中的日月流轉。
書房的窗口面對著一所中學，每天下午四點鐘，學校課外活動時間，擴音機播放著具多芬《第九號交響曲》改編的樂曲，老師指導學生們做啦啦隊練習，那種花樣繁多的美式啦啦隊風格，配合著〈快樂頌〉的旋律與節奏，常常令我覺得時空交錯，不知今夕何夕。美式啦啦隊的動作配上古典樂曲，真有一種特殊的趣味。不過我也不是很專心地看著或聽著它們，因為我自己的音響系統正播放著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1953年克倫培勒指揮愛樂交響樂團的單聲道錄音版本。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次《英雄》錄音，厚實的弦樂，配合克倫培勒張力十足的結構，把貝多芬的原型完全展現出來，雖然1959年克倫培勒指揮同一樂團另有一次立體聲錄音的《英雄》，在音效上比單聲道錄音要好得多，但樂曲的張力卻不如舊版。我知道當我這樣說的時候會有許多發燒友不以為然，但這亦毋須爭辯，我本來就不是發燒友，只是一個普通平凡的愛樂人，和發燒友爭論這些是沒有意義的，我聽的是音樂不是音響。記得從前到您那兒聽音樂的時候，您就不斷對我強調音樂性的重要，我想，在聆樂這條路上我是受您影響甚深的，我比較重視音樂中觸人心弦的部分，而不是高頻有多飄逸或低頻是否沈到地底的問題。在我們的時代，聲光影音已經多得令人目不暇給，當電子媒體取代平面媒體成為新的主流，當MP3和DVD變成新一代聆樂的器材，老實說我是有點憂心的，憂心那美好的古代一去不復返。

一去不復返的好像不只有這些，每天盯著電視和電腦螢幕的現代人，已經很少有沈靜思索的時間與空間，坐在書桌前打開一本印刷古色古香的書閱讀，已經成為一重奢侈。我們急著用眼睛和耳朵裝進一大堆垃圾資訊，連過濾的力氣都失去了。這樣的現象使我感到心慌意亂，往前走或往回看似乎都非最佳抉擇，隨波逐流卻又不甘心。記得從前您常提起精緻文化，在這個傳播如此快速的時代，好像愈來愈不可能了，雖然服飾愈來愈昂貴，心靈卻沒有愈來愈高貴。當文化成為一種流行的符碼，我們已遺忘其中所代表的深層意涵。於是我離開節奏快速的媒體工作，退回到山邊的小鎮，做一名乞食講堂的教員。這對畢生從事媒體工作的您可能是一種褻瀆，但我真的快變成山邊小鎮的土老兒了。有一回，從前任職的雜誌社發行人邀請我和一些文學界友人餐敘，討論籌辦文藝營的事。當我背上雙肩背包，穿著棉布襯衫和牛仔褲，走進台北東區的高級俱樂部式餐廳，美麗的發行人笑著說怎麼來了一個鄉下土老兒？

土老兒就土老兒吧？您所追求的精緻與完美，在我身上找不到痕跡，我無法像您那樣永遠西裝領帶，優雅地出現在人前。縱使家居生活，您也習慣性地穿著喀什米爾的套頭毛衣和西裝外套。每次到您處談論事情或聆樂，您的穿著打扮似乎永遠不變，我想這就是一種格調吧？雖然我心響往，卻總做不到。我無法除去鄉下人的土氣，縱使滿腦子裝著古今中外哲人的思維，卻無改於鄉下土人的氣質。每次到您那兒，聆樂固是無上享受，觀察、體會您的言行風格更是我心所思。您總是不急不徐地打開櫥櫃，取出要我聽的黑膠唱片，放在日製的唱盤上，清潔一下唱針，用靜電刷輕輕刷過唱片，然後將唱針移到唱片上，動人的音樂就彌漫了整個書房。

書房並不大，就粗略估計約七、八坪之譜，半套沙發，一座音響架，揚聲器置於音響架和書櫃之間。靠窗的角落有一列沿牆釘成的寫字檯，放置唱片的書櫃其實也放書，上半部擺書，底層收藏唱片，以我當時的認知，書稱不上多，唱片也不算太多，均約在一千上下，比起我認識的一些書蠹和發燒友來說，算是中等。音響也不是特別高價的器材，揚聲器是用了二十幾年的JBL4315，擴大擴前級是Conrad Johnson，後級是Swiss晶體機，唱盤是日本的Denon，盤式帶是Studer；以發燒友的標準來看，算普通級，但卻發出了感人的聲音。我特別記得您用盤式帶播放卡拉揚指揮海頓《創世紀》時的感覺，開闊的音場，高密度的管弦樂，加上優美的人聲，您打開置於揚聲器上的AR主動式超高音，整個人聲部分感覺高了一截出來，那種身歷其境的音樂氣氛真是栩栩如生。後來我也買了這次錄音的CD，但怎麼聽都不如在您那兒所聽到的恢宏音場與感人音樂，似乎那美好的樂音已隨風而逝。我想這也是您對CD一直沒有好感的原因，您繼續聽著盤式帶和黑膠唱片，保守著愛樂人的心靈故鄉。

心靈故鄉存在於每個人的內心深處，您在現場音樂和音響重播系統獲得同樣的喜悅。您的名言「音響是手段，音樂才是目的」，成為愛樂人的指南，在無法親聆音樂會現場時，罐頭音樂成為安撫心靈、向上提升的力量。雖然我的愛樂歷程走得寒傖，卻也在其中獲得許多生命的喜悅，長保向上仰望的情操，這都是在耳濡目染下，無形中受到的啟發和影響。

音響傳來《英雄》的第二樂章，〈葬禮進行曲〉的深沈悲痛，在空氣中迴盪，黑膠唱片重播樂音，在空間的呈現，旋律線條的浮凸，形體感的具象，樂音的溫潤程度，確實比CD要好上許多。可能您會覺得訝異，當年那個擁護數位音響系統的後生，怎麼現在居然成為類比的擁護者？不知道是不是年歲的緣故，在歷經十年數位音響系統之後，我對愈來愈數位化的聲音，竟是覺得冰冷無情。雖然在清晰度、低頻重量和力道的營造上，數位音響比類比要好得多，但音樂的氛圍有時並非頻寬或動態比所能完全涵蓋，就像我們並不認為在白色畫布上畫上清楚的人頭骨代表一種美。雖然美術學者可以用各種理論來詮釋白色畫布上的頭蓋骨，但一般人的美感經驗可能不是這樣的。我們習慣於畫布上的浮凸與多采，甚至很少有畫作的背景是白色。數位音響就是白色畫布上的物體，清晰地懸在那裡；類比系統則是在有背景有顏色的畫布上作畫，雖然不若數位的清晰，但整體氛圍卻較接近現場音樂。年過四十，追求解析力是否高明的想法似已遠離，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氛圍，一種音樂包裹的感覺，解析力好不好，音場定位是否準確，彷彿不是那麼重要了。但這亦並不是說類比音響的解析力或音場定位一定比較差，而是整個音樂的空間感更為重要。當年您告訴我這些的時候，我猶是科技主義的信奉者，認為新科技的數位系統一定會取代類比，而今卻覺得黑膠唱片是值得珍惜的人類偉大遺產。這種感覺當然不是發生於旦夕之間，而是歷經長期浸淫音樂世界的結果。當新的取樣系統愈數位化，當解析力愈來愈被強調，我不知道新一代的愛樂者是否還會走進音樂廳？

事實上罐頭音樂就是罐頭音樂，永遠也無法取代活生生的現場，您一定對某些發燒友強調其音響系統播放出來的音樂，比現場更好聽的說法嗤之以鼻，就像我的學生告訴我在電腦主機板加上音效卡，接上防磁喇叭，MP3程式可以播出音效很好的音樂。我不知道他們所說的音效很好是否指低頻轟轟作響，但我肯定無法告訴他們什麼是好音樂。當MP3在網路上拷錄許多合法和不合法的軟體，當燒錄機拷貝如同當年的卡式錄音帶，1999年的唱片界銷售數字少了上百億美元，我開始耽心將來買不到音樂軟體，不論黑膠唱片或CD，一種沒有利潤可圖的行業總會在人類世界慢慢消失。我的朋友們常笑我杞人憂天，我相信您一定了解我的心情，所以我努力蒐集漸次消失的黑膠唱片和CD。黑膠唱片現在已經很少了，蒐集起來不太容易，我在台南的一條街弄裡找到一家規模很小的音響店，店裡有兩萬多張的黑膠唱片，我指名要的演奏錄音，店主人會幫我留下來，以及我也請在德國海德堡教書的朋友我找二手唱片，目前想找的唱片大體尚稱順利，反正我也不急，蒐集唱片本來就是一生的事，享受音樂才是最重要的。

在聆樂的旅途中，我常常想起您生前種種，您常提到音樂是流動的，並非誰的演奏可聽誰的演奏不堪聽，而是要看那一場演奏的天時、地利、人和，像卡拉揚的演奏就是如此，他在1970年代以後的演奏常有過度詮釋之嫌，華美的管弦樂常掩蓋音樂本質，但他1960年代的海頓《創世紀》和貝多芬《交響曲全集》卻是顛峰之作。克倫培勒1960年前後所錄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堪稱傳世之作，他的德弗扎克《來自新世界交響曲》好像就缺少鄉愁之呼喚。然而聆樂者的心情可能更為重要，如果一味講求音效，再好的音樂也進不了內心深處。可惜台灣的音響界和音樂界總不契合，音樂系的教授排斥罐頭音樂，發燒友很少走進音樂廳，真正能隨時享受音樂的愛樂人直是鳳毛麟角。您曾經提過，對音響有點講究的愛樂人最幸福，他不會追逐高價音響，但也不致於用家庭電器的音響來聽音樂，是真正享受音樂的一群。這幾年來台灣的音響價格已經飆到天文數字，一部前級或後級擴大機動不動就數十萬，音響器材評論員還要說只是一部陽春小轎車的價錢，簡直不知民間疾苦。而上百萬一對的揚聲器亦所在多有，數十萬算中高價位而非頂級，這種現象不免令人見音響而卻步。年輕學子看到如此高價的音響器材，當然樂得用電腦、音效卡和MP3來聽音樂，惡性循環的結果，我耽心有一天連最起碼的音樂和文化素養都付諸闕如，何況您一生所追求的精緻文化？

每我想起這些，心底就不禁隱隱作痛，猶憶初聆樂時用手提錄音機播放《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的情形，那不知第N拷的錄音帶傳來西崎崇子細瘦的琴音，依然感動莫名。雖然後來我的思維向本土靠近，但年少時對中國情懷的隱隱鄉愁依舊悸動心弦。在人類歷史的過程中，音樂和知識經驗常常是一對孿生兄弟，我們所謂的音樂常常和文化背景、民族感情息息相關，德奧音樂結構謹嚴，拉丁音樂節奏活潑、充滿陽光，作曲家、演奏(唱)者用音樂的語言引領我們仰望，進入人類心靈的高貴境界，所以徒有技巧的作曲家或演奏者無法成為大師，音樂的內涵不只是音樂，而包含人類的一切知識與文化。記得有一次您談到一位華裔小提琴演奏家，當時他已名滿天下，演奏邀約每年超過五十場，您在他到台灣演出時問他最近看哪些書？這位小提琴家回答說旅行演奏太忙，根本沒有時間看書。您告訴我這位小提琴家一定成不了大師，因為知識系統不足。果然不出幾年，在音樂舞台上已顯少看到這位小提琴家的身影，也很少新的演奏錄音，除了台灣還常邀約演出，這位小提琴家的舞台生涯似乎已將結束。也許不是只有這位小提琴家的命運如此，台灣的音樂教育一般都太重技巧而忽略涵養，所以在兒童、青少年時代表現傑出，登上演奏舞台就難有新義了，只好被淘汰。如果我們的音樂教育多培養一些文學底子，多一些歷史、哲學的訓練，對這些以音樂為職志者是否會多一些幫助？難道上一代的失敗還要在這一代重演？我曾經和一些音樂系畢業的朋友談到一些演奏、詮釋，以及攸關音樂的文學、歷史、哲學、文化問題，我常常發現他們的知識極其薄弱，難怪台灣會成為音樂教師的天堂，演奏家的墳場。

經過了這許多年，音樂界的種種現象仍然沒有什麼改變，愛樂人和發燒友壁壘分明；音樂專業教育和音樂欣賞截然兩途；在音樂和音響之間，我們並沒有找到溝通的橋樑；在學院和舞台之間，我們看不到未來的方向；這樣的現象絕非您所樂見，且令人憂心掛意。不知要到哪一天，音樂才會變成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一種樂音繚繞的祥和世界。

音響傳來克倫培勒的貝多芬《英雄交響曲》第三樂章的詼諧曲，將低緩沈重的葬禮陰影一掃而光，這是我最喜歡的樂段，不斷上升的弦樂宛如引領我為生命繼續奮鬥。在貝多芬的交響曲中，第三、六、九號是我最喜愛的，克倫培勒的三號、貝姆的六號、福特萬格勒1951年在拜魯特音樂節現場的九號，是我最常聆聽的演奏錄音，每當我感到灰心沮喪的時候，他們總會帶給我永遠奮鬥的力量。幸運的是這些演奏錄音我都找到了黑膠唱片，當他們在唱盤上轉出活生生的樂音時，帶給我生命無限的喜悅。雖然我的唱盤只是德國一家老廠最便宜的機型，陽春得不敢說與人知，但這又有什麼關係？當樂音自老唱盤中傳出，我又找到了奮鬥的力量。雖然我正在努力存錢，希望今年可以換一個品級高一點的中古唱盤，讓我的聆樂生活不至於太過寒傖。在這之前我仍繼續享受著廉價唱盤帶來的聆樂生活，點點滴滴注入生命的脈管。

多麼希望有機會請您來家裡小坐，聽聽我苦心蒐集珍藏的黑膠唱片，雖然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事，您離開人世轉眼已三年，天堂不知是否有您喜愛的樂音？當日在您書房共坐聆樂的場景時時在我心底湧現，此刻，我正踏著您的愛樂之路前進，樂音自老唱盤緩緩流瀉而出，隨風而逝。

大師身後事

「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可能是許多名人所感到痛苦的。很少聽說那一位偉大人物祇見有贊譽而無指責，所以，人要出名就要不怕被指責，而自甘澹泊名利者當然可以少挨些罵。

雖然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並不是我心目中二十世紀最偉大的指揮家（如果他是最偉大，那麼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克倫培勒Otto Klempeler怎麼辦？）但我總覺得他也並不太壞，至少沒有一些樂評人所寫的那麼壞。可是不知為甚麼，這幾年他老人家的令名似乎多少受到一些打擊，不管國內的樂評人也好，國外的樂評人也好，都和他有點兒過意不去，尤其國內那些人云亦云的樂評人更是旦旦而伐之，一逮到機會就要修理卡拉揚一番，好像不這麼做就有甚麼不對似的。或者說，如果不這樣做的話就會被當作沒水準，而祇要罵幾句卡拉揚，一些外行人可能就會對你肅然起敬，覺得你在音樂方面很有見解，弄到後來，連喜歡卡拉揚的人也不敢說話了，深怕一說出來就會被人家笑沒水準。我想，卡拉揚如果地下有知也會覺得有點兒難過罷！

根據一般說法，卡拉揚在一九八○年以後的演奏有點兒走火入魔，所謂走火入魔是說他晚年的指揮專門注重音響效果而忽略了音樂的本質（或者說音樂的精神），更嚴重的說法是，祇有華麗的外表，而缺乏實質的內涵。這些說法當然不能說不對，我們所聽到的卡拉揚晚年錄音確實有這些現象，但如果這樣就否定卡拉揚的一生，恐怕也未免太小題大作了點。事實上，卡拉揚對二十世紀古典音樂的貢獻，我個人認為不能用這麼簡單的邏輯來加以推翻。任何一個稍有思想能力的人都知道，找一個高強的對手，打倒他，用以表示自己的武功高強，是一種既快又方便的手段。但事實是否如此，祇有天知道。而台灣這幾年來的樂評家們，就是用這種心態來對待卡拉揚，因為他老人家的名氣實在太大，打倒他好像就可以顯得自己了不起似的。再加上一些國外樂評雜誌的偶有評騭，卡拉揚祇好自認倒楣。

但不容否認的是，二十世紀的指揮家很少有人像卡拉揚這樣人盡皆知，也很少有人像他創造如此高的利潤，他的演出和版稅所得幾乎無人可比，用句通俗的話來說，卡拉揚真是名利雙收了。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創造高利潤的指揮家就有甚麼了不起，而是說藉由古典音樂這個玩意兒，居然可以有這麼高的收入，最基本的是必須擁有廣大聽眾。像古典音樂這種老骨董，如果不是因為有良好的媒介，很可能會失掉更多的聽眾，從這一點來看，卡拉揚因為商業利益的緣故，無形中對古典音樂也具有莫大的推動之功。事實上，不論西方或東方，古典音樂在二十世紀的沒落有目共睹，但因為有卡拉揚這樣的人物，使得古典音樂稍稍起死回生，雖然這並非他一個人的功勞，但其影響力仍不可忽視。

弄音樂的人常常有一種怪癖，總認為流行的東西就不好的，所以卡拉揚不如克倫培勒(Otto Klempeler)，魯賓斯坦(Artur Rubinstein)不如霍洛維茲(Vladimir Horowitz)，殊不知古典音樂在早期其實就是當時的流行音樂，那有甚麼高貴神祕可言？那是因為古典音樂今天成為老骨董了，大家才物以稀為貴起來。如果我們熟讀莫差爾特的生平，當然知道當時他是如何以演奏維生，又是如何拼命作曲，好換得一家溫飽。而老莫差爾特根本就將他的兒子當搖錢樹，像一個江湖賣藝的牽著兩隻猴子（小莫差爾特和他的姊姊），東南西北到處跑。但因為小莫差爾特的天才，能夠在旅行當中，汲取各地的旋律和音樂曲式為作曲之泉源，所以今天我們聆聽莫差爾特的作品，就好像跟著他遊遍當時的整個歐陸，加上莫差爾特對音樂的敏銳性，使得他的作品充滿旋律之美，甚至有人認為西方音樂的兩大支柱，一個是巴赫的結構性，一個是莫差爾特的旋律，貝多芬則是生命的奮鬥，哲學的意義大於音樂的價值。而巴赫留存到今的《平均律》，在寫作的時候，其實是為了給他的孩子們做練習之用，也不是甚麼大了不起的曲子，但是經過時間的洗禮之後，成為古典音樂的瑰寶。
雖然卡拉揚因為他的商業性而受指責，但他其實並不缺少音樂性，他所率領的柏林愛樂是全世界最好的樂團，他指揮的理查•史特勞斯管弦樂作品仍是最華麗的，而理查•史特勞斯的作品本來即屬富麗堂皇的曲式，由注重音響效果的卡拉揚指揮正是相得益彰。

樂評家們指責最多的可能是卡拉揚的貝多芬交響曲，我也承認他晚年的最後一次錄音確實是有音響而無音樂，外表的形式做得很漂亮，實質的內涵稍有欠缺，但他在一九六三年錄音的版本仍值得一聽。一九四○年代末期，卡拉揚指揮愛樂交響樂團為李帕第(Dinu Lipatti)伴奏舒曼《Ａ小調鋼琴協奏曲》和莫差爾特《鋼琴協奏曲第二十一號》，迄今仍被愛樂者視為最佳版本之一。一九五○年代中期，他為季雪金(Walter Gieseking)伴奏莫差爾特《鋼琴協奏曲第二十三、二十四號》，其優雅的氣質使人著迷，而季雪金的彈奏也體圓用神，為莫差爾特的作品更添一經典錄音。

歌劇是最需要音響效果的，所以卡拉揚的指揮就更如魚得水了，他指揮的歌劇是有許多愛樂人必聽的版本，其《波西米亞人》、《玫瑰騎士》和《蝴蝶夫人》三部歌劇是錄音史上的瑰寶，在二十世紀恐怕無人可以超越。我想，喜愛歌劇的人如果不聽卡拉揚指揮的錄音，可能是一個極大的損失！
也許卡拉揚晚年的指揮真的有點兒走火入魔，但也不必一竿子統統打死，畢竟他仍為我們留下了無比珍貴的錄音，特別是一些足為典範的作品，而他在協奏曲方面的成績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了少數的幾張錄音稍稍有點太過強調曲子的戲劇性之外，卡拉揚指揮的協奏曲作品泰半具有一定的水準，諸如貝多芬、莫差爾特、德弗札克等人的協奏曲作品，他都留下了足為典範的錄音。

當然，卡拉揚晚年的指揮是有點太華麗了些，但有些音樂也不是一定要強調其精神面，貝多芬的作品固有其內涵與精神必須表現出來，理查•史特勞斯亦有其恢宏特色，至於普契尼更是非華麗不可，這方面就是卡拉揚最拿手的了。而在他領導下的柏林愛樂，迄今仍是二十世紀全球最好的樂團，我想，卡拉揚對古典音樂的貢獻仍是偉大的罷！

大師已死，卻為古典音樂留下了許多珍貴的遺產，在人云亦云的樂評家們之外，我們似乎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卡拉揚，至少許多人在開始聽古典音樂的時候，卡拉揚是很好的入門，說一句比較浮淺的話，在卡拉揚的音樂世界裡，大概沒有甚麼難聽的東西，對初初接觸古典音樂的人而言，可以很容易就進入音樂的世界，而無須在門外徘徊復徘徊，就這一點來說，卡拉揚的貢獻是不容抹煞的。

樂興之時

聽著巴赫的《平均律》，鋼琴鬼才葛林•顧爾德（Glenn Gould, 1932-1982）快指如飛，將巴赫的千古名曲帶到另一個境界。雖然有些人並不喜歡他的詮釋方式，當初我也是這樣，但不知聽久了還是已經習慣，竟然愈聽愈有味，顧爾德觸鍵的乾淨、平衡，是其他鋼琴家所難望其項背的。尤其在巴赫的曲目上，顧爾德可能是二十世紀的一個高峰，與另一位德籍管風琴和大鍵琴演奏家卡爾•李希特（Karl Richter）具有同樣的地位，後者也是一個著名的指揮家。而顧爾德則專注於鍵盤樂器，就這方面而言，他的成就可能還要比李希特高些。

我總是在深夜時分聆聽鋼琴曲，靈明清澈的琴音緩緩流出，從耳膜到心靈，彷彿和作曲家、演奏家融合在一起。當舒伯特的《樂興之時》自布蘭德爾的指間流出，夜的表情就更清澈了。
寂靜的夜，輕輕流瀉的琴音，宛如歲月悠遠，雖然生命裡總也有甚至連舒伯特都無聲以對的時候…

說來我的愛樂歷程真是蒼白得可憐，在高中以前連五線譜都看不懂，協奏曲和奏鳴曲分不清楚，對協奏曲和交響樂的分別亦是似懂非懂，除了音樂課唱些〈菩提樹〉、〈山谷裡的燈火〉、〈憶兒時〉之外，豆芽菜只能勉力看幾行，加上升記號和降記號就要慢慢數了。至於在軍樂隊裡吹長號，也是改寫為簡譜的時候居多。

一直到上了高中以後，音樂課才有模有樣起來。教音樂的郭子究老師，曾經寫了幾首膾炙人口的合唱曲，其中最有名的要算〈回憶〉：

春朝一去花亂飛
又是佳節人不歸
記得當年楊柳青
長征別離時
連珠淚 和針黹 繡征衣
繡出同心花一朵
忘了問歸期

好像每一個在花蓮長大的孩子都會唱，甚至多年以後，每當花蓮人聚會時，總要唱這首歌，不過，因為〈回憶〉實在太有名了，很多合唱團也唱，每次一唱〈回憶〉就此呼彼應，變成了大合唱。於是我們就用〈花蓮舞曲〉來檢驗是不是花蓮人：

青鳥飛鳴 穿過平林
水影山光 百花送香
清風飄飄 拂動樹梢
綠滿田郊 花蓮之朝
檳榔黃 檳榔香
月亮光
照田莊
花蓮之夜

我們高聲唱著，彷彿又回到那濱海的花蓮中學，意氣風發的年少。但當年花蓮中學的音樂課可不這麼輕鬆自在，反而上起來有點提心吊膽。

靠近北向的圖書館大樓底層，郭子究老師有一間專屬的音樂教室，上課的時候我們帶了音樂課本和五線譜練習簿，神情肅穆地走進教室。這時郭子究老師已經在黑板上寫好了這學期要唱的樂譜，左邊是節奏，右邊是旋律。所謂節奏往往是四四拍子或四二拍子的四個小節，上面畫了音符，調子高低隨意，只要把節奏唱對就行。四小節節奏是本學期的六十分，唱通過就及格，唱不過就零分，右邊的旋律是將左邊的節奏寫在五線譜上，再寫上調性，唱的時候節奏和旋律一起來，通過了就七十分，但必須是考過節奏才能考旋律，把我們這些不知豆芽菜為何物的鄉下孩子嚇慘了。一學期下來，好不容易把節奏旋律弄懂了，卻還有聽寫。

對於未曾受過音樂訓練的同學而言，聽寫簡直是酷刑。郭子究老師走到鋼琴前面，隨意彈四個小節，然後要我們在五線譜練習簿上記下來，不用說，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胡畫一通，只有幾個從小練鋼琴或小提琴的同學，煞有介事地記著譜，而他們的音樂成績總是九十幾分，甚至有滿分的。至於我，七十分正常，八十分就得靠上帝了。

雖然音樂課如此嚴格，但我們還是愛上，因為有好版本的唱片可以聽。郭子究老師用他賣創作歌曲樂譜和唱片的錢，買了一套音響重播系統放在音樂教室，上賞析課的時候播放一些世界名曲，引領我們進入古典音樂的殿堂。雖然只是在門外看一看，卻也是所獲匪淺了。

記得第一次聽貝多芬《田園》就是在郭子究老師的課上，那輕快的旋律在LP音響系統的重播下，宛如大地錦繡都到眼前來，而暴風雨的震撼，風雨後的寧靜，都予人心靈之感動，第一次我懂得了音樂也可以有場景，有故事，像電影般一幕幕演將起來。古典音樂入門曲的韋瓦第《四季》小提琴協奏曲也是在課堂上聽到的，春夏秋冬，歷歷如繪，巴洛克音樂的雍容平和，旋律悠悠流轉，彷彿亙古以來自然的律動。直到許多年以後，每每聽到《四季》和《田園》仍禁不住地感動起來。而每當我心有鬱結，韋瓦第的《四季》或貝多芬的《田園》一出，便覺煙消雲散，心境平和。有一段時間甚至每天早晨起來就放《田園》，縱使生活在台北都會，依舊懷念著田園之情，而每天早晨的《田園》便成為快樂的泉源。

郭子究老師的音樂課雖然上起來辛苦，卻在無形中灌輸我們一些音樂的基本常識，拿到豆芽菜也不再茫然失措了。而花蓮中學畢業的學生，許多人後來雖然不讀音樂系，卻成為愛樂人，像翻譯大提琴家卡薩爾斯心路歷程《白鳥之歌》的林宜勝，後來主持一個文化基金會的視聽中心；詩人陳黎翻譯了許多民謠和歌劇詠嘆調，帕華洛帝來台演唱會的歌詞，就是他譯好了先發表在《音樂月刊》上的。至於那些念音樂系的同學，本身既主修器樂、聲樂或理論作曲，就不必一定記在郭子究老師的帳上了，不過，他們有些本來就跟郭老師學琴，也都是他的學生。
多年以後，偶爾遇到花蓮中學的前後期同學，談起音樂課，猶自津津樂道，覺得那是我們最得天獨厚的資產了。

也許便是這樣植下愛樂之苗的罷！雖然我的大學生活乏善可陳，無非考試、戀愛、寫作、吹簫弄笛，以及偶爾到山林野澤走走。而學校的音樂系幾乎都是女孩子，也打不進她們圈子，何況自己吹彈拉唱沒一個像樣，就不必獻醜了。偶爾中興堂有音樂會時，窮學生只能買最便宜的票，早早趕到會場，坐在最末一排等開演。燈暗的時候，前面貴賓席總會空下許多位子，我們這些窮學生就趕緊往前擠，坐到最好的聆賞角度，享受一場音樂的饗宴。

大學生活的愛樂歷程就在搶位子的來去之間度過。而每年校慶的時候，學校的聖樂團會在靠近司令台的地方獻唱聖詩，那是難得的公開演唱，剩下的就是音樂系學生的畢業公演了。台灣的學生泰半主修鋼琴，無非千篇一律，鮮有創意。只有聖樂團三年一唱的《彌賽亞》，真正感受到這是一所設有音樂系的教會學校。

大部分東海學生在校期間都祇能聽到一回《彌賽亞》大合唱，除非當新鮮人的時候正逢演唱之年，像我就幸運的聽了兩次。第一次是新鮮人的時候，一位在聖樂團的學長要我幫忙錄音。才黃昏就早早趕到路思義教堂，坐在靠近低音部的右前方（因為我的學長是唱bass的），把手提錄音機調理好，整裝待發地準備錄音。

當聖樂團開始演唱時，我一心只在錄音機上，深怕錄壞了對學長不好交代，聖樂團究竟唱些什麼，似乎都不記得了，唱得如何也不知道，還好「哈利路亞」揚起的時候沒忘了起立，否則就不像話了。

第二次聽《彌賽亞》已是大四，都快畢業了，答應去聽友人的演唱，並且負責敲鐘。當四十九響的鐘聲在空氣中迴盪，路思義教堂傳來天堂般的歌聲，我緩緩走到教堂前的方形聖壇上，仰望堂頂的十字架升向夜空，一種莊嚴的感覺自心底升起，歌聲傳來，彷彿自己的心靈也高貴聖潔起來。莊嚴的和聲自教堂響起，五百人座位的空間殘響適中，更顯氣勢，第一次我深深地被《彌賽亞》感動了。從此，每當我聽到《彌賽亞》的合唱部分，都不禁要想起大學時代最後那場平安夜的演唱，而那也是我最後一次親聆現場的《彌賽亞》人聲合唱。
樂興之時，這些年羈旅城市，許多世界名樂團來台演出，偶爾心血來潮時前往聆賞，多半時候卻是俗務纏身，真能隨心所欲者少。一九八七年秋冬時節，《音樂月刊》雜誌社與我當時工作的雜誌社合辦了十二場音樂會，以年輕甫歸國的音樂家為主體，包括朱宗慶打擊樂團，黎國媛鋼琴獨奏，簡名彥小提琴獨奏，葉樹涵銅管五重奏等等，演奏會之後則有講評與現場問答，為古典音樂開啟另一扇窗。

也許便是這樣似有若無的愛樂歷程，使我更加珍惜起來，在無法聆聽現場演奏的時候，讓重播系統填滿空白的生活，當樂音在空氣中迴盪，我彷彿又回到了多年以前的濱海教室，郭子究老師揮舞著短短的指揮棒，搖頭晃腦地解說著樂曲的故事，清晨的《田園》又自琴弦輕輕滑出…

最後的火車站

車站是遠行初始，亦是離別之地；從起點說是頃暫，從終點說是永恆；有人暫時離開，轉身就回來；有人從這裡遠行，歸來時已是鄉音無改鬢毛衰；有人從這裡出發，永遠不再回來。

一九六○年十二月一日，羅馬尼亞女鋼琴家哈絲姬兒(Clara Haskil, 1895-1960)和法國小提琴家葛羅米歐(Arthur Grumiaux)在巴黎香榭里歌劇院的演奏會結束後，準備前往下一場預定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舉行的鋼琴與小提琴二重奏演奏會。在抵達車站月臺時，哈絲姬兒突然心臟病發昏厥倒地，送到隆香醫院時已不治身亡，享年六十五歲。對這位命運多舛的音樂家而言，一生為音樂而生，為音樂而死，是二十世紀鋼琴演奏家的典範。

哈絲姬兒是我最喜歡的女鋼琴家，相較於其他鋼琴家而言，她那透明、甜美、純真的琴音一直深深感動著我。聽過哈絲姬兒錄音的愛樂者，很少不為她演奏的莫差爾特感動，特別是一九六○年由馬克維奇(Igor Markevich)指揮拉木魯管弦樂團(Orchestre Des Concerts Lamoureux)聯手灌錄的莫差爾特《鋼琴協奏曲第二十號、第二十四號》，是許多愛樂者心目中的首選。這兩首莫差爾特僅有的小調鋼琴協奏曲，帶著些許淡淡的感傷。《鋼琴協奏曲第二十號》第一樂章起始的管弦樂，充滿不安的動機，馬克維奇的指揮亦呈現恰如其分的律動，但當哈絲姬兒純真的鋼琴聲出場後，樂曲馬上被溫馨、晶瑩的氛圍所籠罩，這是我聽過最愉悅的第一樂章，哈絲姬兒以明顯的抑揚頓挫展開，彈性速度的運用，鮮明的強弱起伏，使這個樂章在凝滯表象下蘊蓄著熱烈情緒。第二樂章優美的旋律，在哈絲姬兒的獨特音色訴說下，有一種天真之美。第三樂章哈絲姬兒再度用純美的音色，加上強烈的表情，呈現出優雅的弦律，彷彿天國就在我們身邊。

這是哈絲姬兒的最後錄音，一九六○年是她演奏的高峰期，也是她錄音最頻繁的一年，然而就在這一年冬天，巴黎火車站成為生命的永訣。她所留下的演奏錄音，包括貝多芬《鋼琴協奏曲第三號》、近十首莫差爾特鋼琴協奏曲、和法國小提琴家葛羅米歐合作的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全集，六首莫差爾特《小提琴奏鳴曲》，都是相關曲目的最佳演奏。

告別最後的火車站，哈絲姬兒離開這世界已逾四十年，而她那透明、甜美、純真的鋼琴音色，兀自在老唱盤緩緩唱出動人的天鵝之歌。

聽到不該聽的

當新鮮人的時候我已經一副老氣橫秋的模樣，頭髮理直氣壯的中發白，身裁魁梧得像一頭小牛，班上剛好有一位服完兵役才來念大學的，大家以為是我，問了問年齡竟然發現我是班上最小的男生，後來就得了一個小弟的綽號，一直伴我到大學畢業。可惜那時候電影還沒有分級，否則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走進電影院看限制級電影了。

其實說來好笑，還不准看限制級電影的時候想看，等到准許你看了卻又興趣缺缺。髮禁還未開放以前的高中生最喜歡偷偷留一點兒戴大盤帽嫌長分邊嫌短的頭髮，上了大學沒人管了，倒是自己把頭髮理得像拉赫曼尼洛夫。

集郵本來賞心悅目，大人小孩不分性別年齡，愛收藏台灣郵票就收藏台灣郵票，愛收藏大陸郵票就收藏大陸郵票，甚至世界各國郵票，祇要你喜歡，沒有什麼不可以。有趣的是，收藏正常的郵票沒什麼了不起，有些人就偏愛收集變體郵票，說什麼增值比較快，反正是物以稀為貴，民主時代，祇要不妨礙人家，愛怎麼搞隨你去。

聽音樂也是一樣，正正常常的音樂沒什麼可聽，就偏偏要聽那些稀奇古怪的錄音，在錄音室錄的不如現場，現場堂而皇之錄的不如帶小錄音機偷偷錄的，所以像德國指揮家福特萬格勒(Wilkelm Furtwangler)這位每次演奏都有點兒不一樣的前代指揮大師，祇要有錄音出版，管它是正式的也好非正式的也好，都有人搶購。這當然是對前輩大師的尊敬之意，不過有時並不真是這樣的，而是為了一種莫以名之的聽到別人沒有的聲音的喜悅，就是我聽到了你沒聽到，感覺上似乎有那麼一點兒高人一等的竊喜。

葛林•顧爾德(Glen Gould)是鋼琴大師中相當有怪癖的，他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告別舞台，成為以錄音傳播音樂的怪才，他的理論是說，來聽音樂會的人有很多是根本不懂音樂的，演奏給他們聽簡直是對牛彈琴。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音樂會演奏出狀況的時候，演奏者沒有辦法重新來過，因為聽眾是不會坐在那裡等你重頭來過的。而他所彈的巴哈可能是最為愛樂者們所斤斤樂道的，《平均律》、《郭德堡變奏曲》、《創意與賦格》、《英國組曲》、《法國組曲》，似乎巴哈的鍵盤樂曲他老兄全包了。尤其是《平均律》與《郭德堡變奏曲》更是他老人家的拿手好戲。聽灌頭音樂的人如果沒有聽過顧爾德的巴哈，講話可能就要小聲一點兒了。

對於像顧爾德這樣的大師，我們該佩服得五體投地了，事實卻又不盡然。像我就受不了他老人家的歌聲。不知為什麼，顧爾德彈琴的時候要那樣咿咿唔唔地啍著不成調的歌，聽起來真是要命，尤其是那首用來催眠的《郭德堡變奏曲》，被顧爾德的歌聲一嚇，嗑睡蟲早就飛到九霄雲外了。一位我的老師級的聆樂長輩就說顧爾德的音樂是一流的、歌聲五流。不過話說回來，並不是每個人的音響重播系統都可以聽得到顧爾德的歌聲，必須是解析度夠，細節清楚的音響重播系統才能夠聽到顧老那不成調的五流歌聲，而愛樂者花了幾十萬的音響器材費，居然是為了能夠聽到顧爾德的歌聲──一種不該聽到又怕聽不到的聲音，想來真是有點兒令人啼笑皆非的。

有一回到樂友家看碟影片，是霍洛維茲(Vladmir Horowitz)的最後一張影碟，就是後來 DGG 出《詩境》裡舒伯特 D960 的同次錄音。霍洛維茲那張長滿老人斑的臉，看起來是這樣的與死神接近，一雙大手像趴在在黑鍵與白鍵之間的蜘蛛，怎麼也想不到這樣一雙並不美麗的手會彈出如此豐富多采的聲音，甚而博得色彩魔術師的美譽。我想，如果鋼琴老師看到這一段大概不會讓他的學生當學琴的參考吧！任何學過鋼琴的人都知道，彈鋼琴是要把手抬起來的，而不是趴在琴鍵上，而大概也沒有那位鋼琴學者可以為霍洛維茲的奇異指法做合理的解釋。至於布蘭德爾彈琴時的唸唸有詞恐怕也是獨門絕學，祇見他老人家在彈李斯特的《巡禮之年》時，口中唸唸有詞，宛如禱告狀，不知道上帝是否聽到了他的禱告，而使他的琴聲特別透明又溫馨？

我常常覺得，聽到該聽的，看到該看的，是生命過程的美好經驗；至於聽到不該聽的，看到不該看的，是不是有必要，實在就很難說了；而強要去聽不該聽的，強要去看不該看的，似乎又是人的天性；至於如何拿捏，就像佛家所說的，存乎一心而已。

指揮家Eugen Jochum

音響傳來Eugen Jochum/BPO/Emil Gilels 的Johannes Brahms 鋼琴協奏曲第一號，當前奏結束，Emil Gilels的鋼琴踏著緩慢的腳步走了出來，那從容的感覺讓我摒氣凝神，這是我最喜歡的一次Johannes Brahms 鋼琴協奏曲第一號，鋼琴和管絃樂都令我動容。

Eugen Jochum是一個名氣不大的指揮，具學者氣，但我真喜歡他的指揮，諸如Beethoven的《嚴彌撒曲》，Weber 《魔彈射手》、Beethoven九大交響曲/阿姆斯特丹(Philip)、兩次Bruckner九大交響曲(BPO&巴代利亞 /DG, Dresden EMI)，海頓晚期交響曲；這些都是我喜歡的演奏。Eugen Jochum的指揮中規中矩，深邃，帶有濃厚的學者氣息，因為不耍花腔，所以不是很熱門，但聽他的東西，可以直指本心，和Karl Boehm, Otto Klemperer, Haitink同列為我喜歡的指揮之林。

由於Eugen Jochum的名氣不大，所以LP很便宜(約250-500之間)，買起來安心，反正人棄我取，是一個值得收藏的指揮。

樸實無華的Bernard Haitink

海汀克(Bernard Haitink)是一個中規中矩的指揮，但偶爾亦有神來之筆。由於臺灣的愛樂者受日本名曲500，英國Penguin 指南，美國發燒天書的影響很大，加上大鬍子的唱片聖經，一般愛樂者心中的大指揮家無非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angler，克倫培勒Otto Klempeler，貝姆(Karl Boehm)，音響派則是Sir George Solti, Reiner；像Haitink這類指揮就常被忽略了。

如果讓我選一套馬勒交響曲全集，我想我會選Bernard Haitink/ Concertgebouw orchester, Amsterdam這套；或者Rafael Kubelik/BPO；而不是Sir George Solti/Chicago SO。Haitink指揮的List音詩，Bernard Haitink/LPO, Shostakovich交響曲全集Bernard Haitink/LPO, 在我看來都不做第二人想，甚至Johannes Brahms 4首交響曲Bernard Haitink/ Concertgebouw orchester, Beethoven 9首交響曲Bernard Haitink/LSO, 都在水準以上。他替Szeryng伴奏的Beethoven, Johannes Brahms小提琴協奏曲，亦頗有可觀。

Haitink的唱片大部分在Philip，Shostakovich交響曲全集在DECCA，基本上都不是太貴，我想大約250-450之間，除了替Szeryng伴奏的Beethoven, Johannes Brahms小提琴協奏曲因小提琴和Szeryng的緣故稍貴一些，他指揮的交響曲和音詩應該都不貴，是很值得一聽的。

真假美醜

女人在一起大概很難不談論誰漂亮或誰不漂亮的問題，在談這類問題的時候，心裡或許都懷著隱隱的妒意，如果談的對象很漂亮，那麼多少要挑幾個毛病，諸如化裝太濃，可能去隆過鼻子，割過雙眼皮之類的。假如那被品頭論足的女人頭髮梳成一邊高一邊低，那準會被說成是半邊美人，穿長裙說是腿有缺陷，穿迷你裙剛好可以罵騷包。

女人如此，男人又何獨不然。別人的老婆最好穿得性感迷人，愈充滿邪惡之美愈好，自己的老婆則最好裹得跟粽子一樣。沒事的時候不免要嘲笑一下好朋友的開車技術很爛，不然說酒量差也可以。至於音響或音樂的玩家們，那可說的又更多了。

聽音樂的人大概都對自己的音響系統情有獨鍾，什麼泛音豐富，低頻厚實，說得跟真的一樣。喜歡英國系統揚聲器的朋友贊揚弦樂細緻優美，喜歡德國揚聲器的發燒友對傳真度情有獨鍾，至於美國擴大器則是大碗又滿燉，真是青菜蘿蔔各有所愛。但問題在於我們要的到底是什麼？有些音響系統聽起來如油油春雨，有些音響系統八面威風，聽起來耳朵麻麻的，但還是有人喜歡，也不能說什麼好什麼不好。重要的是我們總說要中性的聲音，高音沒有壓力，低頻不會過量也不至於不夠，講來講去就像無字天書一樣。坦白說，誰也不敢說他的觀點一定對。就像男人看女人或女人看男人一樣，身裁重要還是臉蛋兒重要？外在重要還是氣質重要？要高大英挺還是學識豐富？恐怕也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各種不同味道的女人都有人喜歡，各種品類的男人也都有人欣賞。同樣的，各種不同品牌、取向的音響器材都有其支持者，所以我們就不必杞人憂天了。

大部分的愛樂人都知道現場的難得，但對現場的定義則是言人人殊，有人認為低頻嗡嗡叫就是好的，有人要音場正確──亦即高音弦樂、低音弦樂、木管和銅管的位置要對，定音鼓在哪裡敲，獨奏者站在哪個位置，都有一定的規則可循。有人喜細緻的聲音，有人愛寬敞開闊，總是難以統一。我個人倒是認為求真和求美不可偏廢，如果純粹求真，也許會把聲音弄得又大管又粗，如果祗是求美，又可能聽不到真實的樂器聲。所以愛樂族在追求音響重播系統的真與美時常會遭遇兩難的困境，這種困境常需靠自己的耳朵來加以判斷，如果你覺得那是真，就不必在意別人的看法如何，如果你追求美，也同樣不要三心兩意，就像那首廣告歌所唱的：祗要你喜歡，又有什麼不可以。

音響就和女人一樣，適度的修飾是美，真實也是一種美。江南佳麗吳儂軟語固楚楚可人，北方女子的豪氣又何嘗不吸引人？祗要不去剔眉毛，墊鼻子，濃裝淡抹總是兩相宜。

白色的帆布

許多年前，在日本的音響雜誌上讀到一段有關音響評論的文字，記得這篇文字好像編輯手記或是主編者的話之類，文章裡提到他換音響的經驗，就是要找一張白色的帆布，沒有音染，沒有修飾，祗是忠實地把聲音呈現出來，而他在聽音樂的時候，也希望自己是一張空白的帆布，把聲音細緻的分辨出來。

當時讀到這篇文章的時候，真是感動極了，因為一張白色的帆布，是多麼不容易獲得！所謂沒有音染簡直是天方夜譚，任何音樂透過錄音，混音，壓片，然後在不同的音響系統重播，豈有不失真之理？要找一張白色的帆布，大概祗有到音樂會場了；但縱使音樂會場也還不是白色的帆布，音樂廳的回聲、駐波，觀眾人數，聆聽的位置，在在都會影響樂聲的傳布與感受。就算這些問題都解決了，別忘了還有附近觀眾的咳嗽聲。當種種聲音環境的變數加起來，白色的帆布該是如何難得？也許那是永遠也追求不到的目標。

話雖如此，我還是極度嚮往白色帆布的世界，如果我們閱讀書籍，聆聽音樂，隨時懷抱白色帆布的心情，我們的收穫將會更多。物質上的白色帆布不可得，追求心靈的白色帆布卻非不可及之夢，祗要保持一點童心，保持純淨的心靈，白色的帆布就在我們心田，隨時準備接受新的資訊。

白色的帆布，代表無污染的、純淨的世界，音樂的率真、人性與溫暖，都是愛樂人努力追求的，雖然理想總是不易獲得，但擁有理想總比沒有好。在我個人的聆樂經驗裡，聆聽名家名盤似乎己成家常便飯，對指揮家、演奏者、歌手，往往也有一定的評價，每當有世界級的音樂團體或個人來台演出，總不肯錯過聆賞的機會，長久下來，無意間在心裡畫出一幅音樂表演藝術的等級圖，誰是一流誰是二流，心中自然有譜。但我也常常思考這樣的譜系是否有問題？特別因為音樂演出是一種再創作，同樣的樂譜由不同的人演出，表現可能小有出入，也可能南轅北轍，那麼，到底誰是正確的？如果我們的心靈是一張白色帆布，手抱樂譜聆樂，胸無成見，或許可以獲得比較純淨的評價。但真是這樣嗎？我們真可以使自己的心靈成為白色帆布嗎？想想還是有點氣餒。

白色的帆布是我心靈的夢土，那是一種想望完成而不可能達到的境界，以這樣的心情面對表演藝術，可能會獲得比較多滿足的喜悅吧！面對人生的一切事情，豈不也是這樣，先莫認為什麼是絕對的對與錯，用白色帆布的心情細細品味，或許更能擁有生命的喜悅。

把缺憾還諸天地

分手的情人，沒有買的書，沒有買的唱片，感覺似乎特別值得珍惜。人生有憾，無憾算什麼人生？如果事事如意，人生還有什麼意義？但反過來看，人生有太多的缺憾似乎也不太好，破洞太多的杓子裝不了水，太多缺憾的人生，是一片空空的白。

一九九九年冬天路經和平東路，走進一家號稱台北唱片集中地的小音響店，除了擺音響的後半部外，滿坑滿谷的唱片，彷彿不值錢似的。這裡的唱片良莠不齊，價格高低宛若雲泥，有一張五十元的國台語流行歌曲或翻版唱片，有一張叫價兩千八百元的RCA陰影狗Living Stereo海飛茲（Jascha Heifetz）主奏柴可夫斯基（Pior Ilyich Tchaikovsky）《D小調小提琴協奏曲》，買唱片的人蹲在地上一張一張挑，挑好了曲目、版本，還得抽出唱片仔細端詳，看看是否有刮傷。有些唱片公司出版的唱片，封套上看不出版本，須以唱片盤心的商標和字樣辨識，買唱片的人如果經驗不足總不免吃虧。CD雖然也有中古市場和交換買賣，但其中的竅門、學問，和黑膠唱片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買CD就好像買新校標點本的古籍，反正標校者相同、版本相同，只是出版印行者不同，大部分內頁均採用照相製版，除了看看紙質，買書的時候不必費心考據；CD只要不刮傷，一般不必擔心壞掉。買黑膠唱片則有類買線裝古籍，宋版、明刻、清石印，各種版本琳瑯滿目，紙張、墨色、刻工、底本優劣，外行者直是霧裡看花，愈看愈花。買黑膠唱片如果用買新校標點本古籍的心態去買，保證你叫苦連天，後悔不迭。

既然買黑膠唱片如此困難，為何仍有一小撮瘋子執迷不悟，向死亡的美學撲去？聽聽CD不也一樣？想想也對，反正只要有聲音的就是好音響，有旋律的就是好音樂，吃得飽的就是好米糧。我有一位美食專家的師長輩說過：可以吃得飽也可以吃得好，肚子餓的時候，一碗泡麵就可以解飢，路邊攤和排翅大餐此時並沒有什麼分別。但要吃得好，學問可大了，線裝書和黑膠唱片就是上等排翅，要泡在水裡先發過，再用文火慢燉。不但要有耐心，還得繳很多學費。我的同事兼好友劉季倫兄說過一句至理名言：「無嗜好者無深情，但一個人的嗜好不能超過一樣。」因為一樣嗜好已足以使人傾家蕩產。他老兄是一個書痴，家有藏書五萬冊，口袋永遠囊空如洗。至於我當然沒他那麼書痴，也不像一些愛樂者動輒家有上萬張黑膠唱片或CD，我是什麼都一點點，沒有一樣是專家（Jack in everything, But Master in none）。古籍版本似懂非懂，有新校標點本就懶得查線裝書，除非研究上非得用舊刻本不可，否則通行本對我已然足夠。唱片也是一樣，放出來有聲音，樂曲和旋律結構有個三分樣，就馬馬虎虎了。這一點倒跟采菊東籬下的陶淵明差不多，凡事不求甚解，日子倒也過得逍遙自在。那天走入音響店是我惡夢的開始。

平常我聽音樂並不講究版本，大花版和畫廊系列對我沒什麼分別，彩色郵票狗、黑白郵票狗、德國小郵票狗、紅版小天使、藍版小天使，各種唱片版本放到我的音響系統都差不多，反正該矇的地方矇，該清晰透明的地方還是矇，只要不是大狗、黃版大天使或無名小廠的風衣版唱片，我都照單全收，聽音樂又不是做研究，實在無須太過認真。但那天走進和平東路的小音響店，看到滿地的黑膠唱片，我卻手足無措起來。我大部分的黑膠唱片都是朋友所贈，他們改聽CD以後就把唱片往我這裡送，久而久之，我博得了二手貨專家的渾名，而親自到唱片行買黑膠唱片是很少有的事。我和店裡其他人一樣蹲在地上翻那東一箱西一箱的舊唱片，發現幾張不錯的錄音，看看價格，又放了回去。因為這些唱片的價格對我而言，都是天文數字。我不了解為什麼我看上的唱片剛好都特別貴，感覺像上帝和我開了一個大玩笑。邊翻唱片我邊想著，這裡大概是凱子來的地方，我這種窮教員不該來攪和的。忽然我發現了一張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英雄》，一九五二年克倫培勒指揮愛樂管弦樂團的單聲道錄音，是我最喜歡的一次《英雄》演奏錄音。這首曲子在錄音史上大概有超過一百個不同的演奏，但這次克倫培勒的單聲道錄音版本，卻是我夢寐以思的。一九九一年唱片公司曾出版過CD，我手邊有這張荷蘭壓片的中價版CD，但黑膠唱片卻遲遲未見蹤影，沒想到在這家不起眼的小店出現，一時間興奮、感動之情溢於言表。我想當時我臉上的表情一定很可笑，如果不是知識人的矜持，大概就要口水掉滿地了。不過我的興奮之情維持不到五秒鐘，當我翻到唱片封套的背面，看到上面標示的價格時，我的心情馬上從雲端跌到谷底，一張白色的小標籤打著一千三百元。以我淺薄的黑膠唱片知識判斷，這張英國哥倫比亞唱片公司未併入EMI集團以前出版的唱片，約於一九五八到一九六○年間發行上市，經過四十年的雨露風霜，唱片上的刮痕、霉點，一定多得像燒餅上的芝麻粒兒。我抽出唱片仔細端詳，居然保存得相當良好，請店主人放到唱盤上試聽，音色甚佳，炒豆子聲也不多，只有輕微的背景母帶嘶聲，算是相當難得。試聽完之後，我把唱片裝回內套，放進薄薄的封套（哥倫比亞版的封套都特別薄，唱片倒是特別厚），再看了一眼價格，忍著心動放回唱片堆裡，繼續翻找其他唱片。找著找著，又忍不住拿起這張《英雄》。我的口袋裡只有七百元，扣掉晚餐，可以花六百元，唱片要一千三百元，我真的買不下手，當然我可以用刷卡的方式付費，但想到下個月的房貸，勇氣頓時消失。

走出音響店時，台北街頭正下著淒冷的寒雨，我沒有帶傘，任雨淋在頭髮上順著前額流下，忽然眼睛一陣涼意，雨濕了眼睛，一個年逾不惑的中古男人為了一張唱片掛心如許，想來真的會貽笑大方。於是我暗暗發誓，以後絕不買任何一張超過一千元的唱片。

當我把這段經過講給好友林富士兄聽時，他老兄卻說前些時候也發了一個毒誓，在透支未彌補前絕不再買書，看來知識人之窮非僅我一人而已，心裡乃稍釋懷。不過，學史者當有經世襟懷，一個連自己經濟都處理不好的歷史工作者，經世之志大概是沒有的，只好躲在象牙塔裡孜孜矻矻地做研究，胸懷天下的鴻鵠之志只好等下輩子了。

也許人生真的不免有憾，一張沒有買的唱片當然不足為訓，很多沒有買的唱片，大概可以說明我的人生缺憾數不清。多年以前看到一張西格第（Joseph Szigeti）與巴托克（Bela Bartok）合作的貝多芬小提琴奏鳴曲《克羅采》，一九四○年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實況錄音，當時我的音樂素養太過浮淺，不知此演奏的珍貴，任其擦身而過。十年後終於買到平行輸入的日本版，美國版那張唱片卻如羚羊挂角，杳不可尋。有一回看到福特萬格勒指揮的《貝多芬交響曲》全集黑膠唱片，德國EMI公司的數位化版本（DMM），版質甚佳，僅第七號略有刮痕，當時我對數位化版本不甚喜歡，不意後來卻再也找不到這個錄音的黑膠唱片，只好聽著一位朋友輾轉售我的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合唱》，一九五一年福特萬格勒解除戰犯音樂監首度在拜魯特音樂節指揮演出的黑膠唱片，聊以解饞。沒有買的唱片多得數不清，只好把缺憾還諸天地。

聽音樂怡情養性，沒有買的唱片最多讓我沒氣質些，還不至於要人命，反正我這個人貌似屠夫，多聽幾張唱片也改變不了多少氣質，初不必斤斤在意，但做研究的書不在手邊，可就常常為了三條注而跑斷腿。

我的研究範圍是近、現代中國史學，斷限約為清中葉到一九四九年，其中晚清的邊疆史地、外國史地和歷史地裡尤為重心，有一套《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是我研究上必備的書，當年作研究生的時候，教育部每個月所發的救濟金（獎助學金）僅得兩千元，要買一套兩萬多元的書談何容易？等到謀得教職，託友人代購此書時，出版社告知書已售磐，且不會再版。於是要用到《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時，只好到圖書館借，前後也不知借了多少回。每次研究助理看到我列出的書單有《小方壺齋輿地叢鈔》時就對我傻笑，怎麼老闆又借這套書？他們怎知當年窮研究生的我，真的買不起這套書。我因為研究疑古思想，崔述是其中的重要史家，我手邊有一套台灣某書店翻印的亞東版《崔東璧遺書》，當年顧頡剛、洪業等人訪崔述故里所得稿本整理出版的。有一回在台大附近專賣大陸書的書店，看到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的新校訂本，書前有王熙華代顧頡剛執筆的序，書後附有索引，紙張、印刷均佳。當時心裡想手邊已有用慣的舊版，是否有必要再買一次，於是左右躑躅，並未購下。回家之後，翻閱家中所藏，覺得新整理本有許多舊本缺漏之處，乃思重返書店購回。可能當時諸事雜沓，隔數日始前往書店，書已為他人購去，鴻飛冥冥。此書縈繞腦海數年，每次要引述崔述著作時，就擔心舊版或有舛誤，撰寫論文總提心吊膽。多年以後，一位從事出版工作的老學長以所藏相贈，方始了此缺憾。

當我趁一次到台南演講之便，在一家巷子裡的小音響店找到克倫培勒一九五二年指揮愛樂管弦樂團的貝多芬《第三號交響曲》時，我的心裡真是感動極了（它的價格只有台北所見的一半，這當然也是我感動的原因之一），仔細檢視版質並且試聽之後，決定買下，彌補那年冬天的缺憾，南台灣的陽光顯得特別溫暖。

人生有夢，缺憾實多，有些缺憾多年後或許得以彌補，有些缺憾只好還諸天地。分手的情人早已是別人小孩的媽，沒有買的唱片在別人唱盤上轉出動人的音符，沒有買的書成為別人著作裡的一條條注腳；人生有憾，理所必然，倒不如好好收拾心情，努力安身立命。

Radu LuPu 的鋼琴演奏

對愛樂人來說，鋼琴演奏家的名字真的是一大串，從Alfred Cortot, Artur Schnabel, Walter Gieseking, Artur Rubinstein, Dinu Lipatti, Arturo Benedetti Michelangeli, Matha Agerich, Claudio Arrau, Sviatoslav Richter, Emil Gilels, Alfred Brendel, Maurizio Pollini, Crystian Zimerman, 到Mikhail Pletnev，可說各有特色，各有支持者，還有一大堆族繁不及備載的鋼琴家我這裡當然不可能悉數談到，我要介紹的是Radu LuPu的鋼琴演奏。

由於兩位師兄Sviatoslav Richter和Emil Gilels名滿天下，Radu LuPu顯然受到忽略。我一直很喜歡他演奏的Schubert 作品，包括Piano Sonatas、《即興曲》和《樂興之時》，事實上Radu LuPu演奏的Schubert 鋼琴作品對我而言，一直是不作第二人想的。他演奏的Mozart, Beethoven, Johannes Brahms鋼琴協奏曲，以及Johannes Brahms晚期小品， Beethoven《月光》和其他奏鳴曲，也是我相當喜歡的。Radu LuPu的琴音澄澈、透明，泛音豐富，充滿詩情；音色之美，或僅在Arturo Benedetti Michelangeli和Crystian Zimerman之下，已登絕美境界。他和小提琴家Szymon Goldberg合作的Mozart小提琴奏鳴曲，是除了Henryk Szeryng和Ingrid Haebler的組合，Joseph Szigeti與Miecszyslaw Horszowski, George Szell的組合之外，我覺得是很值得一聽的Mozart小提琴奏鳴曲演奏。

Radu LuPu因為有舞台恐懼症，因此演奏會不多，錄音亦不算太多，和師兄們Sviatoslav Richter和Emil Gilels相較，名氣顯然不大，更遠在技巧未臻完美之境的Artur Rubinstein之後。但如果以音色而言，我可能寧選Radu LuPu而非Artur Rubinstein；以LP的價位而論，3張Radu LuPu才等於一張Artur Rubinstein，那就更值得收藏了。